【活动回放】交大牛人牛年谈牛市：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个疫情下的新硅谷

疫情给硅谷的工作节奏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全员开始居家办公。那么，缺少了每天在办公室里和同事以及上司密集交流的机会，究竟对华人员工的职业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总体来说，我觉得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对于华人员工来说，是利大于弊。”Bill Jia（贾宏钟）学长在讨论中说。他是上海交大 96级 ME 校友，现在在Facebook 担任VP of Engineering，主要负责大数据和AI的平台以及系统。他带的组负责着知名的开源AI框架 Pytorch。

“因为工作中的交流不一定是通过谈话。交流的本质是我需要理解你在想什么，你也需要了解我在想什么。”Bill学长说。“因此，线上的交流有一个好处——它不是所有时候都是实时的，所以你可以在聆听其他人的交流的同时，把自己的想法更好地结构化地组织起来。此外，线上交流也更多需要通过书面写作的方式完成，而这也是思考方式更加结构化的中国员工的优势。”

这种优势，是疫情下产生的诸多新机会的一种。除此之外，疫情下的硅谷也孕育着新的创业机会。当天的活动由AMINO丰元创投联合主办，AMINO 资本合伙人朱会灿老师和徐霄羽博士也和两位交大校友创业者，Orbeus创始人王盟学长和Ark7创始人赵一振学长讨论了创业的体会。

王盟学长是上海交大 08 届 EE 校友，目前担任亚马逊的Principal Applied Scientist。他加入亚马逊，是因为自己创办的公司Orbeus 被亚马逊收购。更巧的是，Orbeus也曾是Amino Capital的Portfolio公司之一。

王盟学长从交大毕业后来到美国，读完研究生后加入YouTube。他当时有个想法，希望用CV的技术来分析视频，然后做广告的匹配。但当时的上司并不太认可这个想法。“当时大家会觉得，NLP的方法会更加靠谱。”他回忆。

但王盟学长对自己的想法非常自信，于是和朋友一起创业，创立了Orbeus。他们推出了叫做ReKognition的产品，简单来说，它提供的就是如今大家都已经非常习惯和经常使用的按人脸区分归类照片的功能，并能基于此做更多的延展服务。

2013年，亚马逊发现Orbeus的产品和技术都不错，将其收购。他们的产品变成现在的Amazon Rekognition，他也成为亚马逊Principal Applied Scientist。王盟学长还和团队一起基于此开发了Amazon Textract，它比一般的OCR更进一步，能分析更结构化的信息，比如把一个收据进行识别后直接转化成标准的表格。

目前王盟学长也在参与一个科幻感十足的机器人咖啡馆创业项目-Blue Hill，并且已经在“自由的咖啡文化之城”波特兰开了旗舰店，他也在连续创业者这条路上勇敢前行。

与王盟学长的创业经历不同，赵一振学长形容自己在创业前，先是经历了很长一段的职场“打怪升级”。2010年，从上海交大ACM班毕业后，他就来到美国加入谷歌，之后在多家公司跳转——在谷歌做搜索引擎业务，在推特和LinkedIn做过广告技术，在Uber研究dispatch相关的技术。

“我个人的话不会明确限制自己做什么不做什么。”赵一振学长说。“我很喜欢研究不同公司的技术，然后是不同团队的合作，最后是企业文化。比如在Uber，我会分析领导层对当时的事件做了哪些反应，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分析的视角不再是历史，而是未来会带来什么回报。”

2019年，他终于决定自己创业，创办了Ark7 Inc.，希望用技术能力来实现让房产变得像股票一样可以证券化交易。2020年Ark7平台正式发布，依次在伯克利和奥斯汀等火热地区上线，半年内就取得了惊人的增长和广泛的认可，更是在2021年获得极具影响力的科技网站Product Hunt的特别推荐。

对于这些创业者，AMINO资本合伙人徐霄羽博士很是敬佩。她自己最初加入AMINO时，也是跨行加入，她原本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但对创业的兴趣让她开始帮Amino看项目，并最终成为正式一员。她认为，许多创业者真正决定创业时，都有一种冲动：“就是如果我不加入做这件事，我就活不了了的感觉。”

这种对自己正在研究的事情的激情，其实不止决定着创业，它也决定一个人职业生涯的走向，更最终决定了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work life balance”。

AMINO 资本合伙人朱会灿老师分享了他最初成为加入谷歌的第一个华人工程师，以及开发出最早的图片搜索时的故事。“我当时面试谷歌时候，谷歌还是个年轻的小公司，而面试的时候我感觉他们问问题的水平很高，自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谷歌在规模还很小的时候，就允许大家花时间做自己的事情。于是，朱会灿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做出了图片搜索。这样的额外任务虽然很辛苦，但他还是很喜欢做这些研究。

对这种真正推动一个人前进的热情，Bill学长也深有体会。1999年从上海交大本科毕业后，他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读硕士，之后又在2003年来到美国USC学习计算运筹系统和算法。2007年初他毕业加入微软。但当时的微软不太注重技术，更加注重商业上的拓展。这让他觉得，在微软学习的东西比较慢，比较沉闷，于是开始考虑换工作。

2008年时正值美国次贷危机，许多人会觉得在大公司会更安全，但Bill学长倒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想法。“我当时读书时看过一段乔布斯在斯坦福的一个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视频，相信很多人也看过。里面乔布斯最后说的那句话——Stay Hungry，Stay Foolish，对我影响很大。不管多成功，都有人比你更聪明，都有许多知识你没有学到。”

在面试了多家公司后，他加入了当时的一家千人都不到的小公司——Facebook。

“当时面试都好像是在一个仓库一样的地方，但面试过程觉得非常refreshing。于是我很快就决定加入Facebook。”Bill学长说。

这之后，他在Facebook一待就是12年。

Bill学长和朱会灿老师的选择，其实用今天硅谷流行的“work life balance”来看，都是非常“不balance”的。朱会灿老师形容，当时自己甚至周末带娃去上班，办公室两台电脑，自己工作，娃打游戏。

但这些并没有成为问题。

赵一振学长也认为，那些觉得自己“burn out”的人，很多时候不是简单的因为工作生活失去平衡，更多时候，是工作上没有找到自己的驱动力。“让我当时在大厂也愿意加班加点的原因，是我想知道我的方案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的动力。但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个动力。”

王盟学长则认为，与同事以及上级的沟通出现问题，也是“burn out”的一个原因。“大公司就两种人，一种是赚钱养家糊口，做的事情并不是自己的人生目标。另一种人，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人生目标。”王盟说。他认为，做为团队的领导，就应该用不同的方式对待这两群人。

Bill学长作为Facebook的VP，就管理着庞大的团队。他在“work life balance”的态度上，也很坚决。他发现，在Facebook，大家“work life balance”确实不是很好。但主要原因反而是因为大家想要学到更多的东西，和做更有挑战的任务。大家不是在乎“balance”与否这件事本身，而是在乎能否获得收获，如果可以收获，其实可以牺牲所谓的平衡。

但作为领导，他还是希望团队成员能得到很好的自由度。因此他给自己的团队三个“要求”：

首先是所有人每年必须要用满带薪假期。其次，他允许员工以“心情不佳或者身体不舒服”为由放假。另外，员工也可以在一些对于自己很重要的纪念日时，直接给自己放假，甚至可以不需要汇报。

“总体来说，你整体是很努力工作，但这些细微之处，你可以自己来调整，这才能让整个生涯更有持续性。”

他也并不担心自己的团队成员很多在疫情期间都不在硅谷。“我鼓励大家远程办公。因为最终会分层，那些真正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有激情的人，最终会显露出来。”

做为少有的几位硅谷科技巨头的华人高管，Bill学长也给年轻工程师提出了非常务实的建议。他分享了自己评价员工时的考量维度：

“第一是你在技术上带来的影响。比如你做的东西解决了什么问题，开发了什么用户喜欢的产品，增加了多少功能等；

第二个维度，是整体的交流和合作情况。如果你在工作过程中破坏了许多同事关系，那肯定不行。你需要能带动其他人一起做。

第三则是你的视野。你是否对整个组大的发展和蓝图以及战略做出你的贡献。

第四是看你对整个组织的贡献。你如何帮忙招聘，帮新人适应，以及带新人。”

Bill学长表示，对于新人的话他会更注重第一个层面。但在一个工程师变得更成熟的过程中，其他三个层面会越来越重要。“你要考虑的不单是你自己，而是整个团队，你如何做一个团队领袖。”

在当天的对话中，Bill学长还分享了他关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的一些看法，朱会灿老师也谈及了Amino在投资上的数据驱动风格是如何形成，以及年轻人要如何完善自己的创业想法等话题。

如果对这些话题感兴趣，欢迎点击“阅读原文/Read more”，观看这次分享的视频回放。